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王晴 吴谞 陈雨璐 任弯湾
【编者按】
今天，是袁隆平[袁隆平，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京，汉族，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无*派人士，现居湖南长沙。]91岁的生日。
1930年9月7日，他出生于抗战前夕的北京，童年跟随父母辗转天津、江西、湖北、重庆等地，在国家的动荡中长大成年。
他深刻记得那些荒年里的饿殍，倒在学校门前。多年后，袁隆平向年轻人回忆起这一幕，说不让人饿肚子是学农的人的责任。
这是他毕生追赶的目标，他有温饱年代的忧患，暮年时间不足的紧迫。
2021年5月22日，他走完这一生。今天，我们刊发报道，纪念这位在稻田里寻路，奋力奔跑的科学家。
袁隆平喜欢到试验田去。
他站在海南田间的路上，手背在身后，与学生们谈：灌溉怎么样？肥料施到哪个阶段，施得少，施得多？
乡间刮着猎猎的风。这块田他已经耕种50年，四周群山环抱，周边的土路近十年才浇成水泥，而他慢慢地变老了。田里种的新品种,全是他当年试种品种的“儿孙”，一代一代地结穗。
2004年4月12日，袁隆平在三亚研究水稻[水稻是草本稻属的一种，也是稻属中作为粮食的最主要最悠久的一种。]。人民视觉 IC
与学生们聊够，他会回到自己的房间，有他的**椅、一只捡来的流浪猫，和一张世界地图——他可以准确地背出图中哪些地区种植水稻、面积如何、光照如何、雨水如何。这时候，如果有客人来拜访他，他一定会陪对方到田里去，再看一次。
年复一年，他愿意在田里做琐碎工作。可是，他也会忍不住地想，未来的人也许不食用稻米——
“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对来访的记者说，“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未来的机器也许可以模拟光合作用，生产出无穷无尽的葡萄糖，造出各种食物，让世上再无饥饿，让人摆脱土地，万物自由生长。
这条通向“未来”的路状如“科幻”，无比渺茫，但是，他乐于想象。
农场里的年轻人
1970年冬天，罗孝和在湖南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主要科系。]教研室里第一次见到来拜访老专家的袁隆平。
那时袁隆平40岁，很瘦，很有名，但不是什么好名声——因为一个关于水稻的“狂想”。这想法让他在遥远的北京得到认可，在“文革”动乱中保护了他，上级要求各地农业研究机构都配合他，为此，各地做了上万次试验——密密麻麻的水稻方阵，在科研单位的后院里，静默而缓慢地生长，等待抽穗的那一天，像士兵一样抽出武器。
早稻抽穗的时间是6月，晚稻在9月。全失败了，抽穗的水稻开出鲜黄色的一团团颖花。都是平庸而无价值的普通水稻。田里的那股“杀气”几乎瞬间升起，又散去。
袁隆平想培养的是，一种不开花的水稻，用于大规模地人工杂交[杂交（hybridization；cross；crossing）定义：两条单链DNA或RNA的碱基配对。]。
他自己下田，一株一株地翻找。那种感觉很是苦闷，他后来在自述中说，最初：“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中午不回来，一直到下午4点才回来。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踩在冷水里，很凉。……”他因此患上了肠胃病。
2021年5月底，三亚南红农场。文中除特别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图
“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他又总是乐观地期待明天，“ 尽管几率为三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但它还是会有的”。
试验做到第三年，还是没有进展。很多地区下马了他的项目，有人管他叫“科技骗子”。
那时，他在《科学通讯》发过英文论文；**科委、中科院都支持他，为了他给各处发函；同时，他只是个没留过洋的中专教师，身边的助手，是中专学校在当地收的两个 “小年轻”的学生。
袁隆平乘着火车四处求教，想调整自己的试验思路。老专家们善意地提醒他，水稻之间杂交的成功率非常低。
而袁隆平重复了那个基础理论：杂种间的优势。亲缘关系越远，杂交优势越明显，不单农作物如此，生物界能看到的例子还有，驴子和马、旱鸭与水鸭……
那么，又怎么实现呢？罗孝和回忆，1970年的袁隆平，也不完全知道，他总是先眺望到很远的远景，再开始找路。
和袁隆平的见面后，罗孝和决定下海南。他向农学院办公室打了招呼，买了一张火车票，晃晃悠悠一个星期才到。
罗孝和出生于1937年，高考“前几名考进农学院”，后来被送去北京农业大学读育种，再回湖南教本科生。
他说自己口笨，画图手艺也差，被学校调去维护仪器，有时带学生下田栽培小麦，袁隆平来的时候，他正感到非常无聊。
在三亚南红农场，远道而来的罗孝和让袁隆平很兴奋，“终于来一个有点经验的人了”。
那时，农场周围都是水沟，沟里有老鼠，会蹿出来吃稻子。他们就在田埂上铺几层草，睡在上面。后来，向当地的黎族人借了几间空的茅草屋，砍一些杂树搭了床架，挂上蚊帐，算是有了遮风避雨的住处。
2021年5月底，南红农场的宿舍。
条件艰苦，但袁隆平他们会找到乐子。据袁隆平团队的另一成员黎垣庆[黎垣庆 男，1937年6月生，广东新会市人。]回忆，海南基地陆续调来安江农校、湖南农科院、湖南农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的人。
这些人自己上山砍柴、生火做饭。闲来一起下棋，在附近的河里游泳。袁隆平与罗孝和下棋，不肯服输，“有时候悔棋……”罗孝和笑着说，那也不让他悔。
一度，他们被安排睡在农场附近的大厅里，就在层层叠叠的蚊帐和睡觉的人中间，袁隆平和同事打着手电筒下棋到深夜。
在黎垣庆的回忆里，袁隆平总是那么爱玩儿。后来在湖南，到了傍晚，老是听见他在楼下喊：“打麻将啊！打麻将啊！”——是不赌钱的麻将，但输了要钻桌子。袁老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脚边。
而在海南，过年喝酒，罗孝和总是老老实实地喝，醉倒在桌下。
他们都在等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出来，发芽、长高，直到抽穗那天，田里都是绿色。不要再开花了。
没什么人听过袁隆平表达他的忧虑，他好像永远高高兴兴，逗人玩，给所有人起绰号。他只在一些别的事上显露脾气。比如，他做饭，黎垣庆生火，炉里冒出的黑烟熏了他一脸。他从此开了黎垣庆几十年的玩笑：“‘黎老总’不会生火呀！”
海南的冬天是其他地区的春秋季，冬天快要结束了，搞农业的人总数算着时日，抽穗这一天又快来了。
那株“野败”
还是不成。
1971年春天，罗孝和在袁隆平的试验田里看到狼藉的场景——田里一片星星点点的黄色，嘲讽一般，仿佛战败溃逃的残兵。
50年后，他向记者解释，这些不育的水稻都是受细胞核内的基因控制，持久不了，杂交一代就性状分离；当时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也认同。
事后来看，试验结果“要等到第三代杂交水稻才有用”。
这块巨大的山石看上去一点也挪不动，但是，他们还打算整顿**，再试验一季；如果失败，也许还有一季……
试验田虽谈不上“一望无际”，但站在远处的人，也成了一个很小的点。
罗孝和看着袁老师和“小年轻”们一起给乱七八糟的水稻田手工授粉，他们半蹲下来，小心翼翼地一株株做，怎么也弄不完。
他们尝试过一些更简单粗暴的授粉办法，比如，在试验田上蒙一层塑料薄膜，让花粉飞不出去。
丝毫不成功。水稻的花粉很娇贵，薄膜稍微提高了温度，它们全被烧死了。
为了加快试验速度，袁隆平的团队每年做三季试验。之前，干脆在旅途中把水稻种子绑在身上，这样到了目的地，能发芽得快一些。
水稻只在温度合适的时候交配，烈日不适宜做试验。所以，袁隆平通常会在下午给试验田附近驻扎的各地科研人员上课。
三亚市南红农场当时的技术员冯克珊[本词条尚需完善，如需帮助请参见：互动百科：词条标准-fengkeshan
]回忆，那时的袁隆平不急于讲自己的试验进展，更不辩白什么。
他会细致地在黑板上画一个细胞里里外外的样子，从“细胞学、基因、细胞核、细胞质、生物如何进化……”山迢水远地，一步一步推导出三系杂交水稻理论。
下课了。他独自走去教室外面，去抽卷烟。
当时袁隆平的工资是70元，不算低。但是，要养妻子、母亲、岳母、三个儿子，他们都在湖南怀化乡下。他买不起烟，总是托经常出差的黎垣庆在当地买点烟叶，自己切成丝、卷成一卷。
他的烟瘾持续到了晚年。黎垣庆回忆，袁老的麻将桌边上都放着香烟，让人随便拿；他感慨，袁老终于抽得起中华牌了。
冯克珊是一个安静的好学生。那时他不知道，袁老师刚在湖南省第二节农业科学技术大会上，向众人道过歉。
如今的冯克珊。
这场活动如今只留下一张照片，是1970年夏天，袁隆平课题的报告贴在展板的正中位置——“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情况介绍”——还在进行中，没有大的突破。而展板前人头攒动。
袁隆平后来回忆，湖南有关领导破例请他到**台上坐，请他谈情况。他说，对不起大家的期待。他站起来给听众一再鞠躬。
袁隆平事后偶尔用一种庆幸的口吻谈这些事，比如，要是“文革”爆发时中国科学院不派人保他：“‘牛棚’都为我准备好了”，更多时候，他对记者和作家们闭口不谈。
冯克珊一点也不怀疑袁隆平的理论。他是海口农学院毕业的，1961年以前讲米丘林，否定基因学说，宣传嫁接就能产生新的物种，1962年起改教摩尔根的遗传说，“我还是相信摩尔根”，冯克珊说，米丘林的说法只在果树上有用，水稻哪能那样？
晚年的冯克珊与袁隆平合影。
袁隆平在课上介绍了远缘杂交优势，说用遗传距离远的父母本杂交，有利于观察性状分离。冯克珊听进了这句话。1970年11月，他对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说，我们去找野生稻吧。
他们一直走到铁路旁的水坑边，看见一片大约三亩的野生稻。凑近去看，有一株细弱的稻子是不开花的。
那是“野败”。罗孝和说，一开始，袁隆平没有对野生稻“野败”寄予很高的期望。它毫不起眼，“是一根匍匐的野草，毛（注：即稻芒）很长，粒子很小……”
但“野败”长出的稻谷还是被分发到各地研究机构试验。半年过去，江西的试验田里，“野败”与其他稻谷杂交，长出的后代花苞里“雪白雪白”，都不开花，而且竟然一代就强壮起来，出落成栽培稻的模样。
1976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 图
袁隆平认为，想实现“三系配套”，应当再找与“野败”亲缘关系较近的东南亚品种，与它杂交。
罗孝和说，这想法大约是他看文献来的，“他消息灵通”。袁隆平常独自去北京，泡在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里。
此后，黎垣庆四处出差，问有没有来自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的品种。
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菲律宾。当时，中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但古巴与菲律宾有外交关系。最后，黎垣庆在广东要到了来自IRRI的种子，绕了一大圈。
1974年，“三系”配套，“南优2号”在湖南培育出来了。
一时势如破竹，1975年，时任国务院领导指示：**拿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用于运输种子；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会议，大力推广杂交水稻。
罗孝和笑着回忆，其实“南优2号”不算好品种，虽然又高又壮，后来发现它不太防病。同期及稍晚的一些其他配组都比它更好。
漫长的试验
1973年，全国协作开发三系杂交水稻的浪潮中，35岁的石明松[石明松(1938～1989)，湖北仙桃人，原籍江苏如皋。]在湖北的田里找出八株畸形的稻子，存下它们稀疏的稻谷。
这位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沙湖原种场的技术员，从此孤独地做了八年试验，1981年发表的论文上，只有他一个人的署名。
试验的第一年，八株不育株的后代，只有一株仍然畸形、保持不育。
之后两年，他用当地找到的35个其他水稻品种与它杂交，全部失败，后代都开黄色颖花，变回正常水稻。
再后四年，石明松尝试让这株水稻的后代之间近亲繁殖，仍然不成。这是一株令袁隆平团队早期十分头疼的（细胞）核不育水稻，
当时，利用“野败”“另辟蹊径”的办法早就传播开了，但石明松继续做自己的试验。他后来记述道：“对历年的育性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凡是早播的，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较高，凡是迟播的则都较低”。遗憾的是，石明松后来在一场漏电事故中去世了。
石明松发现的“湖北光感核不育水稻”，意味着杂交水稻可以超出“三系”的范围，有一种简便得多的可能性。
八十年代，袁隆平陆续受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杂交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他还成为了国家863项目（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题组的组长，经常要出差，找各地专家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