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诗歌[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史上的谜案
据说，1871年，一位17岁的外省青年到过巴黎[巴黎（Paris）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法国最大城市，欧洲第二大城市，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他名叫阿蒂尔·兰波。2021年，当我们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时，似乎忘记了巴黎公社和诗的关系。“如果兰波真的令人钦佩，那不是因为他陷入了沉默而是因为他发出了声音。……人们应该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兰波是在1871年来到巴黎的，很自然地，他参加了公社军队……”这是20世纪法国伟大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935年的文章中写到的。阿拉贡甚至认定，“在水宫的兵营中，青年兰波还没有质疑过书写和歌唱的用途”，而他书写和歌唱的，不是别的，而是“劳动妇女的手”，是一双双日晒雨淋而如今拿起暴动武器的手。这指的是兰波的《让娜-玛丽的手》：
……
它们不是表兄弟的手，
而是有着大脑门的劳动妇女的手，
在醉饮柏油的太阳下，
它们燃烧，在发出工场恶臭的林中。
……
它们日渐苍白，但却非凡，
在充满爱的太阳下，
在机关*的青铜上，
遍布起义的巴黎！
阿拉贡言之凿凿，又有年少诗人的这一系列“巴黎战歌”为证，我们简直可以“脑补”出兰波和“第一国际的诗人鲍狄埃”、巴黎公社的美术委员会**大画家库尔贝在一起的场面，想想都令人神旺。但其实，1871年春兰波的行止，尤其是他是否曾亲往巴黎参与公社起义，至今仍是法国诗歌史上的谜案。
根据“七星诗库”版《兰波全集》所刊定的“生平和资料”，兰波4月中旬可能去了巴黎，在巴黎公社生活数日，但这一广为流传的假说没法得到充分“证实”（另一位籍籍无名的青年诗人，倒一直在巴黎，那便是洛特雷阿蒙，他在前一年德法战争巴黎围城之际死去，几十年后，他得到重新发现，同样被超现实**者们“封圣”）。归根结底，巴黎公社并不是一首抒情诗，甚至正如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年生，伊格尔顿成长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所提示的，它也不是血与酒的诗意狂欢。它是史上前所未有的劳动人民现代政权和社会形态，它是72个日日夜夜的斗争和创造，它是大约两万五千人的壮烈死难。那么，为什么历代评家还是执着于兰波是否曾在“水宫的兵营”歌唱、是否和“巴黎工人[古称“匠人”。]肩并肩”、是否和鲍狄埃这样的****战士们在一起呢？关键问题在于：在巴黎公社中，诗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巴黎公社和诗歌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关联？如果按第二国际理论家梅林的话说，巴黎公社是一切“革命战略和战术”的“试金石”，那么，诗歌是否也是这“战略和战术”的试验的一部分？
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诗歌的鼻祖。他自称“通灵者”，被称为“履风之人”。代表作有诗歌《醉舟》《元音》，散文诗《地狱一季》《灵光集》等。
诗歌语言就像街垒[用砖石、车辆、沙袋等在街道或城市空场上堆成的战斗障碍物.]
在这方面，美国左翼学者克里斯汀·罗斯的《巴黎公社和兰波》一书，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和社会史相交织的典范之作。她开宗明义地说，大家在兰波的行踪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笔墨”，但真正重要的却是，以“改变生活”为标语的兰波，能否代表和巴黎公社起义相称的诗歌语言变革？兰波在1871年5月写道：“未知事物的发明要求新的形式”。他在夏天时甚至还起草了一部“共产**宪章”，可惜已佚。但据他的友人回忆说，兰波提出废止代议制**，而一切付诸公决（见罗斯书21页）。罗斯和阿拉贡的看法大不同，她认为，兰波在“后公社”的1875年陷入沉默，终止了诗歌写作生涯，但他对“写作和歌唱的用途”早有反思。正是在1871年，兰波提出“我要成为一名工人”。写作，和“巴黎工人们”的活计一样，同样是工作，这种工作没有任何特权和优越性，而和各行各业的劳动彼此平等，相互映照。与此同时，“这么多的工人正在死去！”于是，我们在《巴黎狂欢节或巴黎人口剧增》中读到：
你的使命确立，死亡沉吟，被选择的城市！
用沉重的铜号在心中堆积尖锐的哀鸣。
诗人将把握卑贱者的啜泣，
苦役犯的仇恨，被诅咒者的心声；
……
（王以培译本）
诗歌作为工作从文化特权和社会隔绝中不断解放出来，这才有巴黎公社中兰波的真正“在场”。罗斯给出一系列诗歌隐喻和起义标语、工人俚语和政治漫画的杂糅例子。比如，兰波名篇《醉舟》中迷狂的语言急流和巴黎公社失败的关系，历来耐人寻味，其中一个意象是“蓝酒”（vin bleu），也醉人耳目，算作大胆的超现实隐喻的佳证。而根据考证，其实“蓝酒”确有所指，19世纪歌舞表演场上的廉价红酒，洒到桌布上洗不掉，便留有蓝渍，于是底层民众——也就是这种酒的消费者——称之为“蓝酒”。
另外，《彩图集》中“绿嘴唇”一语，也是“绝对隐喻”之范例，但实际上来自于巴黎工人语言，意指**晨起时的病态面容，也出现在其他诗人的公社标语诗中。至于《巴黎战歌》这一“打破高级艺术和报告文学之间壁垒”（罗斯书139页）的公社之诗（不用管兰波是不是在公社），更以歌曲律动串联起来许多公社标语、张贴和讽刺漫画的题目。其中，兰波把梯也尔等凡尔赛反动**领导人讽刺为“爱欲之神厄洛斯”，而当时，公社人士中早已玩起这个“谐音梗”，因为“des Eros”连读，和“一堆零”音同，而“零”在工人俚语中又指无能、无定见之辈。在一系列漫画中，梯也尔等人被描绘为臃肿无能的空心人，也就是一堆“零”，还望向“强*共和国”。不久后，这堆“零”就是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正如伊格尔顿所总结的，这样的诗歌语言就像街垒一样，用城里各种顺手找来的杂七杂八的物件堆成。诗歌的临时拼凑的工作美学，对应于街垒的城市空间政治。在巴黎这现代性之都，和街垒对立的，是纪念碑[纪念碑（汉语拼音jìniànbēi；英语monument；cenotaph；column），是为纪念已故人物或大事件而建立的石碑或者庆祝战争胜利的纪念碑。]。街垒是杂乱搭建的，是横陈的，纪念碑是精心营造的，是竖立的。和兰波的诗歌工作对立的，是形式的经典，是纯诗。萨特说兰波的隐喻是爆炸性的，是扩张的、杂多的统一体，而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隐喻却是凝定的、浓缩的，这也可以说是诗歌中的街垒和纪念碑之别吧。
公社社员们曾忙于拆毁体现法兰西帝国荣光的纪念碑。据说旺多姆纪念碑在倒下之时，尘土飞扬，早已从内朽坏的碑体材料中还跑出一群耗子！但在革命的紧急时刻，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在战略战术上是否合适？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不乏这样的批评：巴黎公社急着改变这座都城的面相，却没有分心去捣毁法兰西银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正如城市象征物和政治经济学一样重要，正如兰波要打破诗歌经典的统治地位，公社也要打破经典纪念碑对城市空间的统治。相反，公社曾以印刷布告牌的形式提出了“被诅咒者纪念碑”的项目，第二帝国的“地狱史”将全在上面，连巴黎改造的规划者奥斯曼也榜上有名，可谓是一种反向纪念碑。
当然，在反动**围城和攻城的日子里，公社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这其中就有兰波的诗歌），却最终还是受制于19世纪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都会的空间结构。工人们面对的已不再是大革命以来历次法国革命的巴黎，经过了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工程，已经布满了笔立的林荫大道，而小街小巷不复多有。这使得街垒战在公社的防守中功效大减。
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曾引到这样的说法：“奥斯曼建造宽而笔直的大道以打破密集而曲折的社区，可不是闲得没事毫无用心；而对于神迹、连载小说，和人民密谋的秘密花园，那些小街巷恰曾是它们的土壤。”说到底，巴黎的城市空间，就像社员们所直觉到的，代表了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是法国中产阶级的代名词，代表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理智、谨慎、崇尚资本**。]的统治结构。而反讽的是，据本雅明考证，公社最后的据守阵地之一正是巴士底狱，那里是1789年大革命开幕之地，彼时，作为革命阶级，布尔乔亚曾和劳动人民一起战斗。
《兰波作品全集》，作者：[法国]阿蒂尔·兰波，译者：王以培，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1年11月
公社失败之后
巴士底狱在巴黎右岸。社员的最后抵抗集中在右岸，对抵抗者的最终屠杀，也发生在右岸。2008年冬，我在巴黎游学时，正好住在右岸，也曾专门去二十区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凭吊。那是12月的一个周日，典型的巴黎初冬天气，阴郁微雨，在公墓中游荡，有湿冷刺骨之感。遇到肖邦、巴尔扎克乃至普鲁斯特的墓，只需要按图索骥，而我转了许久许久，才碰上《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之墓。“国际悲歌歌一曲”。又走了一阵，我终于来到巴黎公社纪念墙前。当我哼唱那“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旋律时，这巴黎最大的公墓中密密麻麻的墓碑已经擦黑了天空。
离开公墓，我向蒙马特高地折返，一路上感觉有历史的亡灵相随。蒙马特高地正是右岸上林荫大道不能通达之地，布满“曲折密集的社区”和“小街巷”，作为“人民的秘密花园”，当年见证了公社起义的全过程。1871年3月的蒙马特高地事件是工人接管城防的开始，是公社的导火索。而在公社最后的日子里，恩格斯紧急转达马克思的军事意见：“巩固蒙马特尔北部高地，普鲁士防线”。可惜为时已晚。
公社失败之后，也就是在蒙马特的制高点，第三共和国在大资本家的资助下，同意修建圣心大教堂。圣心大教堂虽说是为了纪念普法战争中的死者，但在1873年巴黎主教和国民大会的通信中，明确载有“宽宥公社的罪行”的用意。这是实际军事镇压之上的又一层镇压：空洞的官方说法对反叛的“工作”的镇压，宗教建筑对“人民的街巷”的镇压，象征物对亡灵的镇压。这让人想起兰波最后散文诗集《彩画集》中的《民主》：
在大都会我们将供养最犬儒的卖*。我们将屠灭合乎逻辑的反叛。
……
在此告别，不管去哪。我们是美好志愿的新手，将有我们的野蛮哲学。……世界还在运转，就让他崩溃瓦解吧。这才是真正的运行。前进，开路！
（在王道乾译本基础上改译）
看够了城市的“喧嚣和色相”，诗人“出行远去”（《彩画集·出行》）。1875年，兰波停止了“写作和歌唱”，先是在欧陆徒步旅行，然后又去爪哇，也到过亚丁湾，最后在非洲，在帝国**的艳阳炽烤中，他做起了军火走私生意。1891年，兰波在马赛去世，没来得及回到他的家乡。
如今，圣心大教堂早已成为俯瞰巴黎全貌的旅游景点，但它洁白的外形投向的却是历史的阴影。冬夜，亡灵在阴影中聚集。一首诗能检阅多少诗人的工友、时代的敌人、历史的亡灵？至少，诗歌也曾是“合乎逻辑的反叛”……
草于巴黎公社150周年、兰波去世130周年之际
作者｜王璞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