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藏书镇志》中有一则1927年的民间[1.人民中间。]赛会[赛会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及民间宗教文化活动。]记录：
赛会有毗村三十六骑开道马，由潘春生掌路程图导向。随后乐队吹打，一班八人，有胡琴、竹笛、唢呐、铴锣等乐器。接着有南竹坞、撩桥等村号称七十二匹黄马蹬子，然后是仰家村一带的十六乘纯白銮驾马，七段头五乘纯色护驾马，马队壮观，浩浩荡荡。其中有十匹枣红马，骑者一式装束，手持虎头行牌。
同时期的吴地风俗杂志《点石斋画报》中也记载了地处江浙交界的莲泗荡[湿地公园位于秀洲北部湿地区油车港镇和王江泾镇交接处，界于东经120°43′21″-120°45′58″，北纬30°51′42″-30°54′02″。]水上赛会的会况，图画配文载：
嘉兴北乡连四荡，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
高高竖着桅杆的大船约有八百余艘，轮船二十四艘，其他汉口船三艘，青岛和香港来的船各一艘，其余小网船和民船不知凡几。
无独有偶，这水陆两种会况的主神是同一个人，江南的驱蝗神刘猛将[猛将， 勇猛的将领。]。清末民初，江浙地区民众对这位民间的驱蝗神的崇拜达到了巅峰。猛将会的会况空前，就以《藏书镇志》所记载的这次猛将会为例，直接花费近两万银元。莲泗荡民国三十六年(1947)，网船会所用猪头达十八万三千之多，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有“五十万人虔诚顶礼”，敬献给刘王[刘王（？—？），汉章帝刘炟女，母不详。]的纱帽“价值黄金六两”。***众对刘猛[刘猛，1977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将的信仰崇拜可见一斑。
驱蝗神刘猛将
从八蜡祭看早期的蝗神
驱蝗神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蜡祭。古代有八蜡庙，周时称为大蜡。旧时于每年建亥之月（十二月），农业生产暂停，民生休养之际，祭祀[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儒教礼仪中主要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诸神，以祈祷来年丰收。所称八蜡即为八种神：一为先啬，即神农；二为司啬，即后稷，为舜的农官；三为农，即古之田畯；四为邮表畷，邮为田间庐舍，表为田间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连缀；五为猫虎；六为坊，即堤防；七为水庸，即水沟；八为昆虫[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在所有生物种类（包括细菌、真菌、病毒）中占了超过50%，它们的踪迹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蝗螟之属。这是上古社会对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各种神灵的崇拜与祭祀。
《礼记》中载有一首伊耆氏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丰年若土，岁取千百！”辞中就有祈求昆虫不要为害稼穑的祝祷。上古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百姓、国家的命运是完全与农业的兴衰紧紧捆绑的，昆虫虽微但有时它给农业带来的灾难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其中典型的就是蝗灾。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统计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蝗灾数量，勾勒了中国的蝗灾分布示意图，中国的蝗灾分布主要是北多南少。清人陈芳生《捕蝗考》中说“蝗生之地，谨按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太湖）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该书列举一则唐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时 “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这便是民间视蝗为神的一个典型。
中国蝗灾分布图
其实在八蜡祭祀中，祀昆虫的举动也是出于无奈，如同祭祀厉鬼与瘟神，是不得已而为之。昆虫是导致农业减产与灾害的重要因素，农业社会受各种技术手段的限制，一旦气候适宜就有害虫滋生，在成千上万，遮天蔽日的害虫面前，人力就显得很渺小，民众在这种突发性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手足无措，多数时候只能任其肆虐为害。就祀昆虫的问题古代的学者也有过比较激烈的探讨，在钱大昕《潜研堂集》中有问答“八蜡神”一则，问：八蜡之神，诸家说不同。郑康成谓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也。王肃分猫虎为二而去昆虫，陈祥道则去昆虫而增加百种，吕大临则去先啬、昆虫而增百种，又分猫虎为二。或又有分邮表畷为二而去昆虫者。当何所从乎？钱大昕对于蝗虫害稼而受祀给出了自己的观点“郑康成、蔡中郎以昆虫为八蜡之一，非无征矣。或谓昆虫害稼，于礼不常祭。予谓人与物一也，人死为鬼，鬼有所归，则不为厉，故泰。厉公、厉族，厉之祀，先王举而不废。螽蝝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则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无恐，此八蜡所以终昆虫也。”钱氏用辩证的态度考察了祀昆虫的合理性，虽然与《礼记祭法》中“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宗旨相违背，钱氏以厉祭为例，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祭祀城中无祀孤魂，以此抚恤城中孤魂使其有所归而不为害，蝗虫祭祀也是这个道理。
刘猛将：江南民间驱蝗神的典型
发展到汉、唐时，蜡祭的活动受官方重视，但在明、清时期，却不断衰亡。
明清时期民间的驱蝗神灵记载已十分丰富，《五行志》中有“蝗旱丹阳人禳蝗以牛豕祀蒲大王蝗即啮竹树菱芦不及五榖”。《书隐丛记》记载“金姑娘娘号驱蝗使者凡有蝗之处书金姑娘娘位号揭竿祭赛蝗即去，崇祯中有金姑娘娘纸马”。《镇江府志》有“神降于溧阳民家，曰吾金坛葛子坚。今年旱蝗为虐，帝命我驱之，而蝗大至，弥漫林莾。民始大惧，大书曰：驱蝗葛公之神。民争出鸡酒祀之，蝗乃飞去。”《荆溪县志》有“太湖神庙在县东南五十里均山区乌溪港俗称王二相公庙，神有驱蝗入苇诸奇迹”的传说。《苏州府治》还有成化中吴郡朝真宫道士善符咒，尝驱蝗治妖，随祷辄应的记载，这些神人异士数不胜数，常见于方志笔记，其中最典型的是驱蝗神刘猛将，而古老的蜡祭在江南已经很少见其踪影。
《清嘉录》“祭猛将”条有“（正月）十三日官府致祭刘猛将军之辰，游人骈集于吉祥庵，中燃铜烛二，半月始灭，俗呼大蜡烛相传神能驱蝗，天旱祷雨辄应，为福畎亩，故乡人问答尤为心愫，前后数日各乡村民敬牲献礼，抬像游街以赛猛将之神，谓之待猛将。穹窿山一带农人抬猛将奔走如飞，顷跌为乐，不为慢亵，名曰轧猛将。”
抬猛将
猛将神的身份来历诸说不一。明人王鳌《震泽编》中有：猛将宋赐封扬威侯，或云即宋名将刘锜。弟锐尝为先锋，陷敌保土者也。光绪《苏州府志》称猛将庙旧在中街路宋仙洲巷宋景定间建。
康熙二十五年汤文正公上疏毁吴地五通、五显、刘猛将军、五方贤圣等*祠，勒石上方山且通行直省。康煕五十八年直隶总督利李维均恢复刘猛将祭祀，他说这是他在康熙五十九年扶乩䖍请降灵时所得到的神示。至雍正二年李以其事禀告朝廷，朝廷把刘猛将军列入祀典，要求各府州县建庙以祀。道光四年御书赐匾，咸丰七年敕封“保康”二字，八年又赐匾，颁直省制额恭悬，同治四年加封“普佑”二字。但通过降灵所得神为元指挥吴川刘承忠的说法确实荒诞无征，不足置辨。猛将祭祀宋、明时就有，而祀元朝人，这让人匪夷所思。清人笔记中有大量的刘猛将军为刘锜的记载，刘锜为南宋中兴名将，与岳飞、韩世忠齐名，抗击金兵屡战屡捷《宋史》有其个人小传。而清朝统治者是金人之后，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清人祀典列祀抗金名将则多有违碍，所以用刘承忠这一抗元将士来取而代之，而对于民间的百姓来说，祀典所祀对象，对他们的民间信仰活动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往往会用正祀、*祀来判断民间信仰活动的合法性。不过清朝官方的行为使刘猛将信仰在官方推动下实现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刘猛将军也被名正言顺地列祀于北方八蜡庙中。受南北风俗影响，北方的刘猛将祭祀基本是官方行为，而南方则是官民并举，热闹非凡。江南地区的猛将堂随处可见，猛将老爷在民众的生活中是一个集体认知，以致一到会期，江、浙地区或以镇为单位、或以县为单位举行规模浩大的赛会。民间信仰的猛将神是一个十分亲民的孩童。江浙地区流传有《猛将宝卷》和《猛将神歌》，最早的版本有乾隆时的《天曹猛将宝卷》。其中描写的猛将形象都是孩童，赤脚、红布扎头、手持宝剑。民间称其为赤脚刘王。正因为是孩童，民间传说中刘猛将往往都是以顽皮可爱的孩子形象出现，以致赛会时民众把神偶顷跌粉碎，神灵都不以为意。
江、浙猛将会的水陆会况
江浙地区鱼米之乡，经济富足，民众的踊跃参与民间赛会，期间各种交易可以自由开展，百姓的农具、生活用品、土产都可以在此时得到流通。赛会的举行在各地形成了香市，增加了地方经济的活力。
2018年苏州胥口镇蒋家村的最后一次赤膊猛将会
吴地乡间的猛将会较为典型有木渎穹窿山脚下的猛将老会和江浙交界莲泗荡的网船会。前者主要是农民参会，后者的主体是渔民[网络上频繁有个“e网渔民”的称呼，e网取“internet”互联网之意，“e网渔民”是巧妙取义为渔网与渔民的关系，把互联网这张网看成是渔民手中的一张捕鱼之网，暗喻：渔民挥舞互联网这张巨网来捕捞打。]。两者的会况都能见诸史料，特别是莲泗荡网船会，民国报刊曾多次报道其盛况。下面就来回顾一下这两种会况。
善人桥穹窿山东南各村，向例每越七年，必举行穹窿老会一次。加入计四十村，约一千余户，分作七十二段；木渎区与善人桥区各占一半。出会[语出:清 钱泳 《履园丛话·恶俗·出会》：“每当三春无事，疑鬼疑神，名曰出会，咸谓可以驱邪降福，消难除蝗。]时情况之盛，为苏城西南任何赛会所不及。单就马匹一项而论，为数有二百余匹之多，远由昆山、无锡、太仓等处雇来。仪仗长可五六里，参加人数约四五千人。是时农辍于野，商怠于市，万人空巷，争先快睹；费时计三日：第一日走善人桥，第二日走木渎，第三日走香山，仪仗所经，户户烧香，至为虔诚。会中偶像，相传为总猛将，各地猛将皆属其管辖，乡民都尊称其为老菩萨。
出会之翌年，复须演剧三日，谓之“请老菩萨看戏”，是时各村男女，携老扶幼，争先恐后，拥挤异常。统计两年直接消耗，须达两万金以上；而出会的目的，则为祈求保境安民，冀在此七年内风调雨顺。会的组织所谓七十二段，尚有主段散段之会：主段之村落，轮值主持会务；散段之村落，仅可协助会务。刘猛将不供庙宇，轮坐“七段”人家，轮值户主称“段头”，段头一般有村长担任，办事能力较强。各家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帐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七段头每年逢立秋前三天走青苗会，正月十三日谓猛将生日，坐段要待猛将“交段”。散段可投帖预约待新年猛将。届时请堂名、宣卷文艺班演奏，邀请亲友吃“猛将酒”。一般当年出会下年做戏，以酬神谢段。
每次出会筹备之始，约于阴历正月初五日前，由七段头发起，与村民商议出会日期，计选三个吉日，然后到老菩萨面前求签，择定一个，即作为出会开始日期。并由村民，分赴各村鸣锣通知，虽深宵夜半，锣声不息，然后各村便鸣锣附和，家家从事筹备出会时之必需要物品。
出会一日，并须将偶像抬往灵严山开光，此事由供奉偶像之段头主持，仪仗亦由该一村担任，极为简单，俗呼为“清导子”。至会期结束，偶像即由原段头家抬往别村段头家，翌年做戏，即由该村全村村民主持。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萧条，1937年停办。直到上世纪90年代，伴随民间非遗的申报，猛将会也在村民的踊跃支持下得到了恢复。
江南岸民的抬猛将活动由来已久，而猛将赛会的盛况在江浙渔民中更是达到了极致。清中后期，江浙交界的嘉兴莲泗荡由于水面较大，泊船方便，又据交通要塞，渔民皆以此地猛将神具灵异而恭敬供奉。周边渔民于每年清明、农历八月十三毕集莲泗荡做社，款待他们的保护神“普佑上天王”。莲泗荡网船会的渔民主要来自浙江、江苏、上海地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划着自家的渔船齐赴猛将会，渔民按照地区的网船类型和捕鱼工种分为各种社团，有扒螺丝的扬州帮、上海的码头帮、苏州的太湖帮、苏北兴化帮，其中以丝网船渔民最多，所以人们也称这一水上赛会为“网船会”。网船会大约兴起于清咸丰年间。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闻川志稿》载：“吾乡俗传正月二十日开印，八月十四日诞辰，届时江浙渔船成集(莲泗)荡中，以数万计，演剧献牲，岁以为例。至二三月之交，船之集尤多。”光绪十二年(1886年)《点石斋画报》的《网船会》配文：“嘉兴北乡连泗荡，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船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是日奉神登舟，挨荡巡行，年后回官。”
《点石斋画报》载《网船会》
在清明前后与八月十三刘王诞生日，各地渔民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莲泗荡北岸。短短的几天时间，成千上万的渔船沿着莲泗荡北岸一字排开，将六千亩宽阔的荡面挤得只留一条窄窄的单行航道。庙前的空地上，操着各地口音的船民竖起旗杆，扯开黄色旗幡，摆好丰盛的祭品，扶老携幼，陆续登岸，刹那间，人潮如涌，旗幡如怒，十分壮观。刘王庙出会当天有108个社团参与，一个社团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社团皆以其在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命名，有令班、家丁班、暖轿班、香亭班、护香班、开道班、五道班、什景班、音潮班、旗伞班、钢叉班、提香班、莲花班、臂锣班、臂香班、台阁班、大爷班、二爷班、线条班、龙灯班、大旗班、解差班、巡捕班、拜香班、腰鼓班、红衣班、龙虎班等等，这些班口在出会行道中都有各自的分工，有的抬轿、有的护轿、有的提香，有舞龙舞狮、台阁人偶、掮旗扛伞，还有装扮解差的差官，穿着红衣的犯人，各种人物形形**，数百人掮着高达五六米在风中啪啪作响的龙旗。出会的第一件事是扫堂，首先有七省社社头在庙前场地上拧鸡头扫五道。随后，各班口按照各自的辈分依次到刘王殿上参堂。六班书吏手拿棍棒、链条、枷锁，身穿皂衣，在庙堂中来回穿梭三次，大锣齐鸣。参堂结束即接刘王出堂，把刘王像抬进暖轿。此时香客都往刘王身上献金银首饰，以示神灵之荣耀。等各班口准备就绪，即开始刘王巡香，所到之处民众欢呼雀跃。巡香线路围绕王江泾镇一圈，半夜刘王借宿镇上关王庙，次日回驾。若遇下雨，则刘王出会走水路，先是戏班船开道，后面拖十二只踏白船，踏白船主要表演水上杂技供刘王观看，后面是刘王出巡乘坐的轮船，上面可载四五百人陪驾。网船会的会况举不胜举，就渔民每家所贡之猪头就有十八万之多，以致民国时期有报刊称其所费达十亿之巨。
渔民猛将会
渔民猛将会
防患于未然：民间赛社驱蝗之宗旨
明清之际江南刘猛将信仰风气已经形成，明后期以来的猛将信仰在清朝雍正时期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可以说是清朝统治者为顺应民意而采取的一种安抚。猛将赛会给地方经济贸易交流搭建了平台，岸上居民与水上渔民都可借此机会互通有无，走亲访友。同时抬猛将本来就是一种民间运动，参与其中的民众一呼百应，齐心协力，抬神奔走，锻炼民众体能，为地方民众应对地方突发性盗匪侵扰提供了演练机会。
当然民间也有对蝗灾与驱蝗神的认识误区，如《糊涂世界》中有一段讥讽故事：到了蝗虫大势已经蔓衍开了，各州县上了事，说是怎样扑杀，怎样烧除，这些办理的情形，制台大人大为不悦道：“这是什么话，几千兆生命都被他们弄死。”便连夜发个通饬，饬令各州县，去向刘猛将军庙去祈祷、许愿、唱戏、修庙这些事。这蝗是神虫，奉了神命而来，自然奉了神命而去。若是一味蛮打，不但害了多少生命，那刘猛将军派出来的神虫被你们打死，他岂不生气。以后，若是越派越多，岂是扑打能完的事？因此不许各州县捕蝗。又恐怕各州县奉行不力，却暗地里派了几十个候补州县在外边私访。外州县得了这个信，大家已都是气馁。还有《庸闲斋笔记》中“青浦新泾镇有刘猛将庙，每当报赛出会之时，四乡土地神皆舁其像来会，乡民聚至数万，喧哗杂沓，不可禁止。庙左近有一桥，将坍损，尚未修葺，余恐赛会时人众桥坏，或有溺毙者，因檄镇之巡检，禁会不作。而乡民汹汹不听，势且滋事，巡检不能遏，飞禀来报。余方拟亲往晓谕，旋又报事已安贴矣。询其故，则有董事陆某扶乩，假猛将语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刘公一纸书贤于十万兵也。’”两则案例虽是小说笔记中的素材，但投射到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人会有此种经历。
民间信仰活动对于驱蝗的意义在于时时警戒，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时也能佐政治所不及，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国家充分发挥了祭祀稳定民心的功能，使万物有所归而不相争。驱蝗神的祭祀是时时提醒国家要提防这一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于受害主体的农民来说，赛会可以让他们有所寄托，齐心协力，归根到驱蝗神祭祀是一种国家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在民众中所设置的警示。张岱《夜航船》有“赵守青州，蝗自青、齐入境。遇风退飞，堕水而死。马援为武陵守，郡连有蝗，援赈贫羸，薄赋税，蝗飞入海，化为鱼虾。孙觉簿合肥，课民搏蝗若干，官以米易之，竟不损禾。宋均为九江守，蝗至境辄散。贞观二年，唐太宗祝天吞蝗，蝗不为祟”。这些都是靠人力与蝗灾斗争而保境的实例，在灾难未生前广行仁政，敬授民时，节用爱人，做好各种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自然在遭遇蝗虫这一天灾时的损失也能降到最低。